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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原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披露庐山会议内幕【转2】  

2008-01-16 08:16:22|  分类: 个人日记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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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江青让邬吉成下山了解毛泽东安全保卫问题 
     九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日期是8月23日。要求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们到庐山报到的时间,是18、19、20日三天。 
     政治局成员中,毛泽东7月就到了浙江省的杭州,所以他是从那里乘专列去的九江。 
     林彪的出行,中央办公厅的警卫部门没有管。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员,分为五个组,于8月19日在北京的西郊机场登机。周恩来、李先念、余秋里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是第一组;朱德、叶剑英和陈伯达是第二组;董必武、康生和李作鹏是第三组;江青、张春桥和姚文元是第四组;第五组的吴法宪、邱会作,也是在这一天走的。 
留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黄永胜、纪登奎,负责主持军委和中央政府的工作,他们是在毛泽东写了《我的一点意见》,点名批判陈伯达后,才和李德生、李先念换班上山的;谢富治则因病请了假。 
     由于九江的飞机场比较小,像伊尔—14、子爵号这样的当时算是大型的飞机无法降落,所以乘机赴会的政治局委员们,都先到达安徽安庆机场,换乘安—24型小飞机,再前往九江机场。他们在九江的机场下飞机后,换乘汽车上山。 
     邬吉成是随第四小组乘机到的九江。江青上庐山,住的是过去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过的美庐。毛泽东在第一、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,都住在这里。 
     她刚安顿下来,就问邬吉成:“主席上山了没有?”邬吉成是和她一同上的山,对毛泽东的行动不掌握,就回答说:“还没有听到主席已经上山的消息。”江青吩咐:“那你现在就乘汽车下山到九江,找吴法宪了解主席什么时候上山,要特别注意有没有安全问题。” 
     邬吉成当即乘车下山,到九江宾馆找到吴法宪。吴法宪先是告诉他:“主席已经上山了,安全没有问题。”随后又说了一声:“我也不知道。”邬吉成立即折回山上,与警卫值班室一联系,那边说:“你下山的时候,主席已经在庐山水库游泳啦。” 
     因为毛泽东的安全警卫,是汪东兴直接领导,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具体负责的,一般没有交代,别人都不过问的。但邬吉成负责着江青的警卫,江青吩咐的事情,他不能不办理,结果瞎折腾了一通。 
     李钊、邬吉成、刘兰荪是内部警卫班子的负责人,主要担负会场和会议活动的警卫。毛泽东住的庐林一号的警卫,由警卫团的一中队负责;林彪住处则由二中队负责。 
     每有会议召开,当会场内外的警卫布置就绪,李钊、邬吉成等就来到现场值班。他们总是在毛泽东等政治局常委到来前,到庐山礼堂前后检查警卫落实情况。待毛泽东、林彪、周恩来、陈伯达、康生五常委到来时,他就护送着他们走进礼堂。 
     五常委进礼堂后,邬吉成就留在外面巡视。会议结束,五常委出礼堂时,邬吉成就马上回到南侧小门边,一直护送着他们上各自的轿车。 
     在9号别墅秘密开了两天“批陈会” 
     在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,林彪突然抢先发言,为设国家主席造势;在当晚周恩来主持的各大区召集人会议上,吴法宪的各组听林彪讲话录音、展开讨论提议得到附和,改变了会议议程;24日,陈伯达要求打印和分发马克思、列宁、毛泽东论天才的语录;部分上当受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,联名给毛泽东、林彪写信,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;25日,第六号简报(华北组二号简报)印发,毛泽东开始反击,制止对林彪讲话的讨论,停发六号简报,要求吴法宪等作检查,写出《我的一点意见》,点名批评陈伯达。 
     邬吉成记得开幕的那天下午,会议进行的时间不长。因为林彪的突然发言,占去了一个半小时,打乱了原定的议程,使毛泽东不悦。原来的两位主要报告人周恩来、康生,都以有材料下发,大家可以看材料的寥寥数语,把报告给省略了。五常委从南侧小门出来时,守候在那里的邬吉成、刘兰荪,看见毛泽东拉着脸,好像不高兴的样子。 
接着,是在毛泽东宣布停止开会期间,周恩来寓所分外“热闹”。周恩来住的是编号为“9”的别墅,最初的拥有者是美国传教士苏曼,40年代中期,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为“调解”国共两党冲突,在蒋介石、周恩来之间穿梭,曾“八上庐山”,都是住的这座别墅。 
     在那两天的下午和晚上,周恩来都在自己住的别墅小会议室召开政治局会议,每次都开得时间挺长,要求严格警卫,谁也不让进。邬吉成后来才知道,那是在批评陈伯达。 
     每当9号别墅的会议结束后,周恩来必去庐林一号毛泽东的住所。庐山别名云雾山,在七八月间,傍晚以后到次日上午10点,山腰之上多被大雾笼罩,一两米开外就不见路径。从9号别墅到庐林一号,大约有三里路的样子,周恩来每次都是乘车往返,为了安全行驶,李钊、邬吉成只好派人手提马灯,在汽车的前面引路。还有一次夜间11点多,毛泽东要请叶剑英到他那里去,也逢云雾弥漫。这次就是派刘兰荪等同志手提马灯,在轿车前边领的路。 
     毛泽东《我的一点意见》发表之后,对陈伯达的批评转成批判。再开大会时,原先主席台上常委的席位,一下从五位就变成了四位。就在邬吉成惊异之际,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向他打招呼:“让你们的警卫多注意一下陈伯达,别出什么事情。他的情况要多汇报。” 
     邬吉成问:“怎么啦,有什么情况吗?”“情况嘛,有些复杂,总之你们提高警惕就是啦。” 
他随即和负责陈伯达警卫的孙凤山打了招呼:“对陈伯达跟紧点,别出问题。”而他自己有时看见陈伯达独自一人转悠时,也随之跟着走一段。 
     此时此刻,邬吉成发现陈伯达不发脾气了,否则他又会说他是小小老百姓,不需要警卫跟着。而且这时他的情绪神态,和刚上山时有很大差异,隐隐约约露出几分消沉和颓丧。 
     有一次,陈伯达散步去了含鄱口,孙凤山在他身边跟随。走到含鄱亭,孙凤山听陈伯达长叹一声,像是对他,也像是自言自语地说:“上庐山,我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喽。”当时孙凤山还没听出他话中有话,直到会议后期陈伯达挨批在庐山已经不成为秘密。 
     6号简报编发汪东兴发言,毛泽东很生气 
     当吴法宪关于放林彪讲话录音、组织小组讨论的提议被采纳后,汪东兴参加了华北小组的讨论。陈伯达也来到这个小组,他作了极富煽动性的发言,配合林彪集团鼓吹“天才论”,以实现在修宪中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目标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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